解局六中全会|侯佳儒: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

点击次数:162   更新时间2021-11-24     【关闭分    享: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这些年取得了哪些成绩?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还面临哪些困难?日前,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侯佳儒。

  红星新闻:六中全会提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前所未有”?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佳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总体战略中的前所未有的使命与定位。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理念和实践的前所未有的意义和价值。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污染治理力度空前,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加大,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的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绿色发展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绿色、节约、低碳、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成为新时尚,赋予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前所未有的鲜明底色。就我所从事的法律领域而言,“用史上最严的法律保护生态环境”,力度和效果也前所未有。

  红星新闻:六中全会还提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您感觉最突出的变化是哪块?

  侯佳儒: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色已成为美丽中国的底色。我认为变化最为突出的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类改革方案相继出台,环境公益诉讼、河湖长制、林长制、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等试点工作取得成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经历实践的“洗礼”逐步被确立为法律制度。

  自2014年“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实施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环境法律体系,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规范,制定《环境保护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规范。此外,不断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伍和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完善党政同责与法律责任的追究制度。

  在环境司法层面,各级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审判机构队伍逐步加强,专门审判机构建设进一步推进,有序推进司法改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不断完善,预防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理念进一步加强,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红星新闻:当下我们的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如何才能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关键问题在于什么?

  侯佳儒:要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关键问题还是要坚定贯彻生态文明战略,坚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推动环境多元共治局面的形成,充分发挥国家、企业、社会和个人的作用。

  红星新闻:之前几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侯佳儒:要坚信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不能对立起来,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不能以破坏环境和过分耗费资源的方式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也不能纯粹追求环境保护,这也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要合理地运用自然资源,在环境可承载的限度下发展经济。只有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处理经济发展协调起来,才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发展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红星新闻: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在绿色转型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们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还面临哪些困难?

  侯佳儒: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法律保驾护航。但目前相关领域法律和政策都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我国尚未对绿色发展进行整体或者有针对性的法律布局。现阶段不仅没有专门立法,而且也缺乏综合治理;既存在价值观不统一的问题,也有政策与法律不兼容的问题,还有部门法的不完善与协同效应差等问题,从而整体影响了规范绿色发展的效果,削弱了其法律的支持功能。

  二是,绿色发展政策与法律整合程度不够。政策是绿色发展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法律的规范性。

  三是,绿色发展缺乏部门法的完善与协同。就现行法而言,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根据绿色发展的特殊要求对之作出相应调整。

  绿色发展在价值取向上所凸显的协调发展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的目标,决定其需要克服各个部门法律之间对“绿色发展”认知上的分歧,使法律的目的、功能、条文、标准以系统、合理的结构密切配合,形成协同效用。

  侯佳儒:加快推动生态治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这是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法治能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环境治理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环境治理法治化,需要落实在法治的若干基本环节和基本要素。党的十八大提出“新法治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对法治建设每个环节都提出新要求。这也是“十四五”时期加快推动生态治理、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中法治工作应落在实处的四个基本点。

  要继续推动环境立法,“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要完善绿色监督体制机制,拓宽绿色发展理念宣传与监督渠道,提高全民绿色法律观念,对地方环保作假的干部要进行终身追责,加快完善“绿色考核”机制,推行“绿色政绩”公开化、透明化;因地制“法”、治绿,促进区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要在源头上、生产生活的过程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治理,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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